关于杂志的记忆碎片
李黎
1. 一直留着一本《星光》杂志,它是我读高中时在校门外灯光昏黄的夜市上买的,我的第一本文艺期刊。那是1994年,我已经选择了文科班,有了文艺青年雏形,看到顾城杀妻并自杀的内容就买下。几次搬家,一直保留它,它有着浓郁的90年代风情,并很快停刊了。
2. 《科幻世界》一度激起我写科幻小说的念头,但是我科学素养太差,无法在科学大发展的背景下开展日常生活的虚构,又对所谓“宏大叙事”极其鄙夷,坚信星球大战不是想象力的证明而是想象力匮乏的证明,那么,不论软硬,我都写不了科幻小说。猛然看到《带上她的眼睛》和刘慈欣的其他小说,彻底折服。《科幻世界》绝大部分文章有校园文学的痕迹,很快也不再看了。
3. 对《读书》杂志的态度不断变化。先是崇敬,越看不懂的文章越是较劲。后来敬而远之。1998年,“断裂”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怎么看《读书》杂志,朱文回答道:“《读书》是政府特辟的一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真让人过目不忘。再后来,我志趣逐渐集中在诗歌小说上,这不需要看书,更不需要看评论图书的杂志了。某天又突然发现,《读书》非常市井,它的话题,与大街上、饭桌上和办公室里的话题是一致的。三农、行政权力、垄断、改革、东北亚三国、人民币和美元、医疗住房和教育、超级女声和民主、分配、消费、传统和“青春版”等,凡是我们谈论过的,《读书》都做过。不同的是《读书》操知识分子腔调,讲究语义精确规范。各个行业和不同层面的人自有他的标准语言。如果你是本土艺术家,你最好大声说“我操”“好的一逼”;如果你是国际策展人,你要说“绝对不能失去精神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