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是增长的过程

如果谷歌侵权，那百度应该被枪毙36小时

 

李黎

国庆后，各大媒体出现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单个作家义正词严地控告谷歌数字图书馆侵权的新闻，一时满城风雨。韩寒在博客里说：“……第一种，假设谷歌的确扫描了全书，并在网络上提供免费阅读和下载，那么毫无疑问的，这是非法的。管你事后事前给钱这不重要，这尤其对传统图书作家有巨大的伤害。第二种，假设谷歌扫描和摘录了图书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些段落，并没有提供全文阅读，可显示和阅读的字数控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内，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个行为违法……”

韩寒的看法在两点上有代表性，一是弄清事实再做判断；二是他也提到了“传统作家”。大家都在说，但传统作家到底是什么人群，是不是不用电脑不用网络拒绝数字化？他们的利益为什么这么脆弱？目前出版社的制式出版合同上，都写明了这样的话：甲方授权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以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电子图书形式指作品以因特网、磁盘或光盘为载体，通过计算机、数字化的阅读器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并可通过网络或电子载体形式出版、发行、传播和展示。曾经出版过作品的作者，都应该了解和认可这个协议，在今天，任何作者都不会拒绝自己的文字被数字化的。问题的关键成了：谷歌凭什么扫描我的图书？我要告它！控告可以，但要弄清楚谷歌到底做了什么、打算做什么。

“上海书评”2009年11月15日登载的《严锋谈Google图书馆风波》一文，仔细回答了谷歌在干什么这个问题。它简直是一篇科普文章，苦口婆心地分析谷歌图书馆如何运作、利弊何在，进而告诉读者，新技术必将改变以往的传播和阅读模式，甚至带来行业内洗牌；同时新技术不是以消灭“传统作家”为己任的。一些话我觉得应该加粗加黑加着重号，因为此前大约被遮蔽或忽略了：

（传统）图书馆没有用你的书卖钱，Google图书馆也没有卖钱啊！理解Google图书馆，就该从新的图书馆角度，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新的书店。

Google其实扮演的是中介模式，它的核心还是检索和数据库（读者根据需要和检索结果去购买实体书或者定制电子书）。认识到Google这个性质之后，读者、作者、出版这三方都需要调整自己位置……

严锋对新技术带来的写作、阅读、出版和传播的巨变，都有一定洞见，而这些洞见正是目前出版界畏惧的。在未来的出版格局中，传统的出版社必然要逐步从“编印发一条龙”转化为只能专注于某一个环节即内容生产的阶段性企业。出版社如果不能做到内容创新和源源不断的内容供应就会完全出局，这正是国内传统出版界（包括国外的传统出版界）对谷歌的恐惧所在——面对新生事物的来势汹汹，很多人会犯下以敌视、误解（对谷歌的最大误解是它要介入出版、垄断精神生活）和打压来替代了解和合作这样的错误。对垄断国内出版60年的官方出版单位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已经意识到数字出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各出版集团纷纷成立数字信息中心或电子出版中心，但毫无作为。2008年的数字出版业收入高达530亿，逼近传统出版，但书籍的数字出版可忽略不计，大头在网游和彩信那里。官方出版单位提到数字出版，觉得很丢脸，那么，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不容外人做强做大，对谷歌的怨恨由此诡异地产生了。

严锋提到，真正使用谷歌数字图书馆（和其他任何数字图书、传统图书馆）的人其实很少，就是研究者和发烧友。图书馆的公益的，数字图书馆同样具备公益性质，只是在缺乏公益的中国这一点尤其容易遭受怀疑。当然，谷歌不是公益的，它是在提前寻求一种能够持续盈利的模式，并希望成为这一模式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按照汪丁丁的说法，谷歌完全是“站在市场里交谈”，让盈利方式引导资源配置，确定相关人的定位。

谷歌最大的“失误”（有评论称之为“谷歌的傲慢”），是没有和任何中国官方合作，由他们出面以会议通知和红头文件的方式将数字图书馆的精神层层下达，并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捆绑宣传。但这就是谷歌，没有强大的背景，靠的是常识常理，以及一点点创新。

自带音乐，请勿播放

李黎

有些事情最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去做，不然会让人非常纠结——这个词最近听得多用得也多，它好像具备了“有些事情”不具备的普适性。

最近一次的纠结是，某天早晨八点不到，当我在一辆异常拥挤的公交车里努力站稳的时候，上来两位民工模样的大伯，其中一位口袋里装着硕大的手机，手机放着《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因为音质太差，我不能肯定是谁唱的。

一不留神，这位大伯挤到了我的背后，音乐也就把我脑袋给包裹起来，这种纠结的感觉不是纯粹心理或理智上的，而是穿透了耳膜压迫了神经导致的崩溃在即的感受，我看看旁边人，希望有人出头主持正义，但大家似乎都纠结于接下来的工作，没有人有反应。

手机扬声器吱吱喳喳，只有高频没有低频，比领导酒后发言还让刺耳。我祈求《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快点结束，它适时地结束了，随后不带停顿地响起了《千纸鹤》。我几乎要哭出来了，鼓起勇气回头直视大伯，大伯表情坚毅，似乎充满对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充满信心。我只能看着外面，看着远处……

《千纸鹤》完了是《大哥，你好吗》……这些歌其实都是很好听的歌，传说某年迷笛音乐节上（我没去现场看），顶楼马戏团就准备了几首庙歌，《纤夫的爱》什么的，还为此穿上了最土鳖的廉价西服，但观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搞得陆晨等人很伤心。他喃喃地说，其实这些歌都很好听的。

问题就在时间和地点了，在早晨八点钟交通堵塞时人满为患的公交车上用国产手机放着缺斤少两的老歌，这事和无端修路挖路一样都是扰民吧。这些歌如果在黄昏时分开往郊区的黑中巴上放出来，乘客里的农村出来如今回乡看看父母的文艺青年，一定会回忆起小镇上的青春时光和下流人生、九二年九三年唱片业的黄金岁月、对不能去看看的香港台湾的美好印象，还会努力让这种情调和感怀登上诸如《外滩画报》《城市画报》等幻觉制造商的版面上。

还有一次，七点出头，在麦当劳餐厅吃早饭，突然多出了歌声，又是手机播放，又是老歌。两个包工头模样的大叔被歌声抬着走进了正在放着陈奕迅的餐厅。点餐、坐下，吃，他们随身携带的歌声一直没停，是宋祖英还是汤灿的歌我搞不清楚。我一直狠狠地瞪着服务员，希望他们在“自带食品请勿食用”后面加一句：自带音乐，请勿播放。

回到那天的公交车上，当《大哥，你好吗》完毕、《天路》响彻车厢时，我实在忍不住了，颤抖着掏出手机，点开播放器——飙歌吧！

只是我手机里只有老男人汤姆·威茨的歌，声音低沉得厉害，像擎天柱罗罗嗦嗦的最后告白，根本不是韩红的对手。最后，在旁边乘客的哈哈大笑和古怪诡异的笑声中，我扛不住了，提前四站下车步行到单位。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迟到，但我还是想有人问我，那我就可以回答：路上跟人打架的，输了。

生小孩前的阴影

杨莎妮

似乎真的是一眨眼的时间，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生小孩了。心情怪怪地，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什么将为人母的喜悦、激动、甜蜜地等待等等。甚至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一个小孩把我精心饲养的兰花叶子撕扯得面目全非，以致把自己从梦中哭醒。

身体上的一些反应，比如腰有一点点酸，趾骨有一点点痛，都在可以忍耐的范围之中。但心里上的负担却怎么也不像身体疼痛那样，只时不时闪过。因为最近在看一些育儿方面的书（实在是对自己养育小孩的能力没自信）。看见一些父母对待小孩的行为导致孩子出现怎么的心理问题，以致影响孩子一生的内容，使得我一身一身地出冷汗。很多反面事例就像是以我和我的父母为典型。小时候痛苦、清晰的记忆，残忍地像历历在目。惊奇自己怎么有这样的记忆力，父母在我身上的伤害，也许比我以前觉察到的更加倍。

本来打算把书上的内容，也就是所讲到的父母的错误以及导致的不良后果打印出来，给我的父母看。让他们内疚、让他们对对待我的行为后悔。但是后来又觉得即使他们现在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向我承认他们是多么的不对，对于我，又有怎样的用处呢？

作为第一代的独生子女，我们的父母在完全没有育儿方法的情况下，又把全部的爱倾注在一个小孩身上，加之企图把被文革耽误了的好时光在小孩的生命中得到补偿。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做出了自以为“伟大”的可怕举动。受害者是我们和他们，我怪不得谁。也许只能用自我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把心里的难受大大方方地展现出来，正视它们。知道了问题的根源，便可以从容地克服他们。在对待我自己的小孩时也不要再出现就可以了。

 

下面这些是我的父母对待我的常态，我希望自己引以为戒。

*我们也感到压抑、愤怒和怨恨，却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种负面的情绪在心中积压良久，却又无法发泄出来。因为只要哪怕流露出来一丁点儿这种情绪，父母会比我们更生气、更伤心：“我们为你操劳了这么多，你还有什么不满意?你怎么这么不知恩!”于是我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甚至幻想着，也许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曾经无数次地认为自己是外星人，起码不是人类，最多属于人类的一个分支。）

*父母不能公开、坦然地赏识自己的孩子，其实是因为他们不能坦然地欣赏自己。他们很令人怜惜。因为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只能用孩子的成就给自己一些慰藉。

*做父母的，要想孩子将来幸福，应该努力支持孩子“自我”的成长和完善，而不是简单地设定一个“框框”，要求孩子达到父母预想的样子。

*当父母的需求和孩子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孩子会摒弃自己的需求，接受父母的需求。尽管他们自己的感受与父母的要求相去甚远，他们还是会接受父母的看法，否决自己的感受。他们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父母的世界里。怀疑自己所依赖的人，会给他们造成极度的不安全感；为了保持安全感，他们必须接受父母的现实。

*父母的潜意识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儿童对自我的认识来源于周围的人对他的评价和反应。当父母用语言或者行动告诉孩子“你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也就这样创造了孩子的个性，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如果一个人幼年时没有被父母无条件地爱、无条件地接纳，没有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而是经历了被抛弃被拒绝被否定的恐惧和痛苦，那么不安全感深深植入他/她的内心，成年之后，也会形成这样的性格特色：对自己、对他人、对生活永远都不满意。在他们看来，世界充满未定未知，总有一种恐慌感，无论自己怎样做都无法防患于未然。

    *她们试图控制孩子，也试图控制丈夫以及所有她们能够控制的人，觉得只要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了，世界就是太平的，意外就不会也不应该发生，自己就能从中获得一些安全感。她们往往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解释自己的行为：“这都是为了你好!”

*溺爱中长大的孩子，既缺乏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又严重缺乏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吃不得苦头，承担不了责任，只想别人满足自己，而自己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

*生育子女是父母自由的选择，养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职责，为了子女而放弃一些事情也是父母自由的选择，这里谈不上是子女耽误了父母的生命。

*一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不爱自己了。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强化自己顺从、可爱、董事的性格特征，同时变得害怕甚至痛恨自己积极进取、敢说真话、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们努力的掩盖这些特征。长大之后，他们也不敢反对或者拒绝他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提出不同意见，就意味着关系的破裂，那么为了维持关系，他们只能把分歧掩埋在心里，表面上做出随和的样子。

*父母公开的愤怒（通过训斥、强制或者暴力而表达愤怒）给孩子带来的恐惧；父母掩盖的愤怒（通过沉默、伤心或者生病而表达的愤怒）给孩子带来的内疚。处于恐惧和内疚，孩子会尽量表现的服服帖帖。今后，他们也会因为恐惧对方的愤怒，或者害怕伤害对方的感情而服从他人。长期生活这这种小心谨慎，甚至胆战心惊的情景中，孩子会变得不独立、没有自主能力、一律他人、犹豫不决、不敢直言，他们的创造能力会消失殆尽，也难于接收或者完成工作任务。

在现在这种被小时候的痛苦往事穷追不舍的时候，老公总是能轻轻松松、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我们父子/女会一直保护你的。”这实在是打动人心啊！

 

 

 

http://book.163.com/09/1029/09/5MPIKICQ00923INC.html

 

骄 傲 鸡

李黎

因为新买的房子在装修，我和老婆住到城南一处老房子里。这一带房子新旧对比极其突出，像是一大群2010年的人错乱地来到了1970年，大家都很尴尬，再加上对一片很陌生，我走在路上时，总觉得诚惶诚恐。大街两边向远处延伸的时而拥堵时而空荡的巷子，加深了对这一带的陌生感。虽然我知道这些巷子只可能通向另外的雷同的大街，但走进去之前，我总感觉它会把人带到另外的地方，带到一个森林啊一个战场等等地方去。一天，乘公交车在附近下了车，我在巷子里七绕八拐，凭感觉往家走。看到家楼下的那条大街时，我放心了。我特地看了看街上，看看我有没有像往常一样往这边看看但不打算走进来。

巷子一边的屋檐下有一个卖卤菜的，一辆小推车上架着一个油腻腻的橱窗，一盏白炽灯挂在橱窗上面，小老板站在雪白的灯光里，几乎很难发现。我瞟了一眼里面的盐水鸭烤鸭鸭肫什么的，突然间很想吃盐水鸭。盐水鸭是上等美食，在南京，绝大多数盐水鸭都是好吃的，有保障的，区别也就是城南的比其他地方的和“桂花鸭”咸。买盐水鸭时，我指着旁边一个瘦瘦的东西问老板：“鸡？”老板说，“是的。盐水鸡。”不等我做出反应，他兴奋又坦诚地说，“我这个鸡很好吃，很不错。”我尴尬地笑了笑，说了句今天不买了，下次再买吧。老板坦荡地说，“下次，下次再买。”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流露出骄傲，眉毛都挑了起来——很多广告也都骄傲地宣布自己如何好，但一般我们看到的都是无耻，这个看上去卖了很多年卤菜的小老板则显得青春焕发，坦荡光明，这不是夸他，因为如果他敢于胡说八道，我们要么抬腿就能过来找他麻烦，要么路过他但不看他一眼，他是实实在在的，广告则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晚饭时我一边吃盐水鸭一边告诉老婆，那老板对自己的盐水鸡很有信心，很骄傲。老婆吃着盐水鸭评论道，这个鸭子很不错啊，看来他家的盐水鸡也不会差。我认可。

好多天过后，我又一次路过那条巷子，决定买半只盐水鸡，恰巧那天卖完了。老板看了我一眼说，你等会，马上让人送来，家里还有一只，说着递过来一根烟让我抽，红南京，这样的待遇在麦当劳肯德基十多年都没有过。一个小女孩，不知道是老板的什么人，跑过来说要吃东西，老板拎出一小节盐水鸭的鸭脖子，一刀剁成两瓣，扔到塑料袋里给小女孩递过去，她就坐在旁边的台阶上吃了起来。一根烟抽完了，我又抽完一根自己的，盐水鸡还没送来。期间一个中年男人晃晃悠悠地过来买了四分之一只盐水鸭又晃晃悠悠地走了，像是过来闲聊，顺便买了点菜，如果他空手回去也是完全成立的。还有一个男的骑助力车过来买了两个鸭肫，看来他晚上决定喝酒了。

回家时，老婆刚一开门，我就喊道，我买了骄傲鸡！她反应过来，哈哈一笑。但是，但是我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吃第一口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该说它好吃还是不好吃，它太咸了，咸得让人浑身一颤。大概是为了让自己对得起几天来对骄傲鸡的观念吧，我没有说什么，继续一块一块地吃着，我似乎还在努力吃到一块不咸的、真正美味可口的骄傲鸡。这么固执的做法也有一点好处，吃了十块八块之后，我不觉得咸了，舌头和嘴唇认可了它的味道。老婆没有吃，她不爱吃鸡鸭鹅这些，但是她指着瘦瘦的骄傲鸡说，看来这个不错，是草鸡做成的，不是那种肥到虚假的肉鸡。

饭后，我被咸得有点痴呆，抽烟喝茶都没有味道，一晚上都有点恍惚，回不过神来。老婆不停地凑过来问我，骄傲鸡啊好吃啊……骄傲鸡好吃吧！被问多了，我也就承认骄傲鸡太咸了，它应该在吃稀饭吃面条时吃，一两块就可以管一大碗稀饭面条。它是匮乏时代的工艺产物，那个年代，谁家不是一大碗稀饭上面摞着一小撮触目惊心的咸菜呢。它至今还在，而且显然卖得很好，说明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都在吃着多年前视为珍品的卤菜。可能吃得比以前还多了，有钱了嘛。

老婆问我下次还买不买，出于维护路边卤菜摊的考虑，我说，还买！我热爱路边的卤菜摊，恨不得每个巷子里都有一个，只是巷子越来越少，像一个躯体里的毛细血管被一一剖开那样。虽然路边的卤菜都来自卫生状况极差的小作坊，但和那些连锁的品牌相比，它多了许多乐趣，客人会将它卖的东西以及卖卤菜的人全部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面对连锁店则不能。路边的卤菜摊子丰富了人这个物种的生存的多样性，今天，任何事物任何层面的“多样性”都在消失，所以我打算过几天再去买半只骄傲鸡，当然，我会提前打招呼，让老婆晚上熬一锅南瓜粥。

 

巡洋舰与洲际导弹阴影里的大笑

李黎

有时候我希望我在打车时在后座捡到一个包，里面应有尽有……有时候我幻想救下一个显赫的大人物，然后他带着感情给了我巨大的好处……

这些连做着白日梦都图省事的幻想，很多人都会有吧，尤其是遭遇到具体的困境，缺乏一笔具体的钱的时候。《哈瓦那特派员》里，伍尔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此前倒沉迷于这种守株待兔，而是他真的中奖了，被英国情报部门选中为“自己人”。

“哈瓦那特派员”，有版本以为“我们的人在哈瓦那”，我觉得更确切，相比之下特派员更像是从英国派来的，伍尔摩不是，他是生意人，因为战争导致的滞胀、混乱和货币贬值，他无力回到英国重新开始生活。

他的窘境就是缺钱，但这成了一个背景，已经毋庸多言了，他更具体的困境是女儿的长大和花费增加。青春期的女儿给伍尔摩带来的麻烦不是花钱，或者“学坏”，或者叛逆，而是一切都那么不确定，这会让像失去妻子一样失去女儿成为一种可能性，伍尔摩最怕这个。

《哈瓦那特派员》开头部分几乎用一个中篇小说的篇幅描述了伍尔摩的困境（后面也不断有进一步的阐述），为他此后利用间谍工作骗钱打好了埋伏。这个被挫折、单调和女儿折磨得貌似大街上随便哪一个中年男人（当然，今天中国大街上也有很多气焰嚣张意得志满的中年男人），本来已经没有任何欲望和指望，认可土崩瓦解的生活，但是在面对间谍这份工作时，女儿的未来成了他持续冒险的最大理由和动力。因此小说开头的“中篇”也为阐明伍尔摩及作者对个人与家庭的无上信仰做好了交代。

接下来，就是怎么干间谍这份工作了，而伍尔摩所有的情报的核心是：因为是机密，所以只有你知道，你需要的只是一点想象力……自己从事过多年间谍工作、又是当时流行的侦探小说热心读者的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的多部小说带有强烈的推理悬疑等气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最后，从玛丽的谎言到奎里被击毙，情节骤然变成侦探小说结尾处的解谜；《恋情的终结》里则有我雇佣私家侦探调查萨拉结果查到自己和萨拉等诡异情节；而《布莱顿棒糖》前三分之一就是侦探小说，虽然二流。然而这部写间谍并且被冠以间谍小说的《哈瓦那特派员》，则恰恰远离所有这些类型。

如果非要归纳，它可以算作黑色幽默小说，或者是魔幻现实主义——故事发生在中美洲，魔幻色彩一直都若隐若现，尤其是伍尔摩开始一年一度的各大城市拜经销商的那次旅行，以及瑟古拉大队长这个人物。结合《权力与荣耀》看，格林笔下的美洲有时确实比后来文学爆炸时期拉美作家所写的还要魔幻。

虽然气息远离间谍小说，但伍尔摩确实干了一份间谍的工作，全过程为：

拒绝——听说报酬后默认——发现可在情报上、费用上作假——在情报和费用上作假，虚构下线情报人员——维持虚构，还下猛料给英国——引起连锁反应，或“蝴蝶效应”，有人为他而死，有人被误杀，他也被列入谋杀对象——虎口脱险（下棋喝酒的妙计）回到英国——承认造假——政府像认可“华南虎”一样认可了他的工作，还给他一个荣誉一个职务，国家和人民皆大欢喜，伍尔摩与新的爱人贝翠丝还有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诞生在冷战背景下的间谍小说的全部。很明显，它写的不是间谍，是寂寞，它写的不是间谍，是家庭，是个人之于意识形态、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等等的压倒性地位，是家庭之于国家利益的压倒性地位，用被引用了很多遍的书中原话说就是：“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或福利国家而杀，我杀卡特只因为他杀了海斯巴契。这是家族仇恨，这理由比为了爱国主义或支持某种经济理念去杀人更为充分，无论是爱是恨，我都要以个人的身份去爱去恨……”

很明显，个人又是孤独无助和寂寞的，所以这本书写的还是寂寞人生——不是美丽人生，虽然结尾像童话。童话的那些经典型结尾，不都充满了两个人相加和两个相加的人之间的寂寞吗。

 

 

侦探小说的书评该怎么写

李黎

重量级的图书需要重量级的书评——后者往往成就前者，以至于对很多编辑而言，请人写书评成了习惯动作，寄托了幻想，更属于工作范畴。

书评无非几点：作者简介、创作背景、作品主旨和主要情节……这很像中国中考高考的阅读题是不是？不必责怪那些惨无人道的试卷和命题，哪里的书评（包括序言、导言等）不都是力求归纳出“中心思想”等等呢，无论作者如何拐弯抹角或“另有所图”。不信，可以看看厄普代克给《万历十五年》写的书评，看看厄普代克的《权力与荣耀》英文版导言，看看库切的《布莱顿棒糖》英文版导言，看看凯蒂的《哈瓦那特派员》前言《瓦解间谍小说的神话》——后三本碰巧都是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碰巧都在手边。

而侦探小说的书评该怎么写？它决不符合上述一般图书模式，尤其是关键情节绝对不能透露。不能透露情节的书评该怎么写呢，貌似可以随意发挥，但那还叫书评吗？或者，侦探小说的书评也像小说本身一样，必须神神叨叨的？

两天前，利用出差的间隙看完了雷蒙德·钱德勒的《再见，吾爱》，然后想写点什么，发现只能写一点疑问。

就作者简介而言，出版社早已经将作者的成就简历和江湖地位放到了图书的显目位置，轮不到他人赘言。

就创作背景及其影响而言，彼时彼地，异常遥远，简直是幻觉，轮不到国内的作者来写。写了也不会引起谁的注意的——我们对50年代的中国都那么模糊，并且认可这个模糊，怎么会对50年代的洛杉矶有兴趣。

就主题思想而言，侦探小说的主题就是侦探，或者说指向虚无，反正不会是指向正义、自由，或者推销什么理念或产品。以《再见吾爱》为例，你最多说一句“我是硬汉——西方硬汉派推理小说解析 ”——这是专业级的废话；或者来一句“没有人可以逃脱爱情的诅咒”——这是借题发挥，而且在激动之余归于庸常（以上引号内的两句见豆瓣）。

最后是情节，那当然不能写。不仅不能透露关键，甚至连大致轮廓都不改写，否则违背了“阅读之前没有真相”的道德准则。

侦探小说的书评到底该怎么写，真算一个难题和课题，值得大学里搞“现当代”的和以文章为生的人仔细研究，貌似还可以出版一本《感应的大门打开了——侦探小说书评（序言、导言）精编》什么的。

这个世界有一个不甚稳固的秩序，它不代表本质，甚至不代表真相，但它能帮助我们多快好省地掌握一些感兴趣的事物。我认为雷蒙德·钱德勒催生了此前被我个人和很多人热捧、追看的劳伦斯·布洛克（甚至是部分的保罗·奥斯特和村上春树），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马洛几乎就是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马修的大伯父。

 

（转）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它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企业家》邀请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文中2009年后的具体经济数据均为虚构）

我们都在谈论离开

 

李黎

国庆期间慢慢看完《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权力与荣耀》两本书，打算写一篇板着脸的、抽嘴巴都没感觉的论文以备评职称用。

下面就是根据当时记录整理的可能万幸存在的论文的提纲。

 

一、

    书名拗口，不合时宜。这不是在对作者责备求全，而是对现在的书名感觉恐惧，现在的书名必须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手到病自除》《世界因你不同》《微微一笑很倾城》《全世爱》《一路繁花相送》，等等，否则呢，否则你会因为有智力含量而被认为是弱智。

    今天我们及时谈论病毒，比如非典病毒、甲流病毒，也是直接上升到对它们的“伟大胜利”上，为病毒所困的人的详情不在检阅之列，比如：

    这是一个手指神经麻痹的年轻女人，手像鸡爪子一样。医生试着弯了弯她的手指，她痛得浑身一哆嗦，但是她仍然面带笑容，又勇敢又有点卖弄风情，倒好像只有这样她才能讨好医生，叫医生不再给他更多痛苦似的。她的嘴唇上涂着紫色口红，这和她的黑色皮肤很不相称。她右边乳房裸露在外面，因为刚才在门诊部外面的台阶上她还在给自己孩子喂奶……

读完超级拗口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后，我可能有一点得意，更多的是长出一口气，知道五光十色地下可以有不雷同的打发时间的方法。

 

二、

书的开始部分，和电影《罗生门》异常类似，是一段冗长的旅行，封闭，让人窒息，又与后面的情节没有绝对必要的联系。它意在说明什么呢，可能有人要笑了，说明内心的幽暗，或者追寻探究吧。

 

三、

很快奎里这个人就逐渐清晰起来了。一个柯布西耶级别的建筑师，厌倦了城市、工作、女人和天主教，选择了离开，随机到达了整个故事的地点，非洲大陆边缘的麻风病院，背后是非洲的丛林——要想让一个人不害怕夜晚的丛林，他就必须没有任何信仰。

随后就是一连串的悖论：

1. 麻风病院曾经被认为向那些带有自我牺牲精神乃至不惜赴死的人提供工作场所的地方（二十年前，我们也许可以任你死掉，但死现在我们只能把你治愈），奎里则不是，他就是要工作。

2. 他被人认为是圣徒。他知道自己不是。（世界上的圣人比较会承认的那寥寥几个多得多；我们已有的圣徒已经够了）

3. 奎里非但不认为自己是圣徒，而且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信仰。而在别人看来，他正是如那些圣人一样，到如此恶劣地方来强化信仰的，靠对上帝的信仰支撑自己。奎里只能不断解释此事，又不冒犯由主管麻风病院的教会和神父们。

作为教徒：“别开玩笑了，宗教的事怎么可能退隐呢？”

作为建筑师：“一个人怎么可能从自己的才能中退休呢？”

4. 关于宗教和信仰。我们没有的人，很容易说出一句常用混账话:我只信我自己。这是中国式的无原则和无知（不知道一个个人的卑微程度），奎里在这里也只信他自己。但他是从天主教里退出来的。如果说他已经虚无，他至少没有放弃工作；如果说他确实是在重新找信仰，很明显又不是，他就是“什么哦独不需要了”“退隐了”……他到底要干嘛呢，自行发完。

5. 如果你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为什么不在舒适的生活里去厌烦呢？奎里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四、

随着记者帕尔金逊的到来，以及把奎里描述成圣徒发表在全世界主要媒体上，奎里的解释工作达到了极限，成了争论和澄清，甚至是复仇。

整部小说像舞台剧，狭隘的空间里几个人彼此牵扯，关系极大，帕尔金逊的出场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切——后半部分的小说犹如悬念、侦探小说，作者做过间谍，写过间谍小说，对此当然不在话下。

 

五、

克莱尔的老婆玛丽出场早，完全看不出她的道道，后来却导致了一切。个人以为奎里是喜欢上了她，至少是愿意以存在交流的方式帮助她（在麻风病院里干活，奎里和工作对象没有交流，几乎就是体力活）。但是她为了回欧洲而制造的谎言导致了奎里被击毙。在神父们和柯林医生看来，这就是病毒发完了，人好了，但人死了，真是悲剧，很常见的悲剧，《无人看守的列车》等等，都是这样的悲剧。

 

六、

玛丽的举动告诉我们，一个谎言的力量往往比爆炸抢劫和好莱坞强大得多，当然这是破坏力。

 

七、

奎里的两次“离开”。

第一次是离开以往的生活到麻风病院里。第二次是离开世界。

第一次是病躯离开疫区，到了相对干净的地方（麻风病院一带相对简单，除了出上帝的表白引发的种种争执）；第二次是完好的人离开了整个世界。这个时候说他是圣徒，他也不会辩驳了——但是他被认为死于情杀，第三者插足。悲悲剧。

 

八、

我们都在谈论离开，离开这个单位，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男人/女人，离开这个状态……但离开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更好”。

奎里的离开本意是，纯粹的离开。这多少有点像中国式的废物式的离开（隐退）。

前一种离开，意味着放弃一切身外之物，“回到自己”，挺恶心的，但是因为利益和惯性巨大，所以干这种恶心的事的人并不多。一般般的离开嘛，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二种离开则是连自我都放弃了，在这个意义上，奎里是不是还信教，似乎不重要了，作为教徒就是放弃自我，全部身心交给上帝。区别是有的，大致就是形式上的、在人间的。奎里最后就要回来了，但是被打死了，不知道作者在这里是真的质疑信仰，还是为了描述救赎的某种意义上的不可能——这挺符合作者本人的。

 

奎里借用国王的故事写自己和宗教的关系：

所有的人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能工巧匠，不过人们之所以赞美他，也由于它制作的艺术品有一个严肃的含义：每一个蛋（恶搞吧！）的顶端都有一个用宝石镶嵌的小十字架以表示对国王的尊敬。

从庸俗的角度理解，这句话类似于我们每次发言时都会说的，在啊啊啊的领导下，在啊啊啊的指示下，在啊啊啊的引领下，在啊啊啊的关怀下，等等。

严肃地说，奎里编的这个故事及其寓意，不是说明了他的质疑和对抗，而是说明了他的困惑——在神的虚无缥缈的强硬的思维里，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他离开不是因为他确定无疑地看透了什么、认识到什么，而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萨德的对-敌斗争

李黎

黄-色小说很多男人看过，但是很快也就不看了，翻来覆去就那些，到了性欲衰退晨勃消失的年龄，自然就不感兴趣。但我有个同学，坚持看黄色小说很多年，在毕业近十年结婚近十年后，他依然可以当众背诵黄-色小说，犹如五四那些名流背《红楼梦》成就佳话一样。

对他的背诵我们当然哈哈大笑，“不带家属”的聚会本来就是为了原形毕露的。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什么，比如满足某种与生理乃至性欲相关的怪癖。我更觉他的这种带有严重挑衅性质的行为是在和这个社会的什么事物做着对抗——虽然他本人未必认为自己是在挑衅和对抗，未必清楚哪地知道哪些事物在过去或现在束缚着他。

电影《鹅毛笔》里，萨德侯爵是通过写作色-情小说来对抗教会，也就是当时社会的传统价值、基本信念和道德底线。萨德侯爵出场时已经被关进疯人院，由教会管理。善良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考尔麦神父对他很友好，允许他通过写作把脑子里的变态欲念发泄掉——这个做法，貌似是有大禹治水的“疏导”理念、或者毒攻毒，但终究是强词夺理的借口，只能说明神父太宽容，居然能容忍在性事上无所不用其极的萨德把他干过的事和想干的事以及认为能干的事全写出来！

萨德于是就这么写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极具黑色幽默气质的事情：一个人在用写作对抗社会，但他写的不是《呐喊》，不是《无梦楼随笔》或《出身论》，不是《哪里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是《死屋笔记》……是黄-色小说，并且模式固定：一个女人出场——对她身体和器官的夸张又恶心的描写——一个男人与之相遇，立刻开始施暴——施暴是精华所在，五花八门，然后呢，然后就是灰飞烟灭，寂灭寂灭的，很禅宗。

《鹅毛笔》电影最大的乐趣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非一般的抗争模式。抗争，首先是由强权和压迫，有被压迫压制的人，然后就是被压迫者觉醒了，开始呐喊、控诉和抗争（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

而所有的抗争，最大的特性是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对面惨淡的人生！偶尔，会有“非暴力不合作”式的抗争。

但萨德的抗争则是匪夷所思的，他的武器是黄-色小说，黄到极点、变态到极点，也庸俗到极点。他的革命根据地是人们心底最不能见光又真实存在过的一切龌龊和臆想。想像一下，拿一套黄-色小说贿赂仇敌，是什么一个场面？

当某某某被教会弄死的时候，我们说，英雄！当萨德拿起黄-色小说洒向教会及当时社会的时候，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我们可以说，任何文明都必须为人性中不洁的、向下的、羞耻的事物留有一个通道，萨德就是现代文明里第一个挖开那个通道的人，但是他到底算什么呢——也许只有在作为世界视觉文化中心的、世界上阳光最好的法国，才会出现如此的飘忽的战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