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的艺术》专题
《“首位责任编辑”》
李黎
07年12月9日，在半坡酒吧，郭海平送我一本《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0月一版一次）。他在扉页上写下：敬赠《癫狂的艺术》首位责任编辑李黎先生。
这句话是一种讽刺，讽刺我作为最早拿到书稿的编辑但没有能力出版。不是郭海平讽刺我，是这句话本身。
2006年上半年，当郭海平还没有正式进驻精神病院之前，就热情澎湃地和我谈论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的产品之一图书，并决定由我来安排出版。我一样很激动，作为一名编辑，你还能指望这辈子能遇到多少比这本书更有趣、更刺激也更逼近生命与生存本质的选题？
我们从主题到细节不断进行商量，过程中郭海平表现出强势的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于他所做的事情，它的开创性和苦难程度，以及它呈现出的关于精神病人这一“灰色群体”的一切可能引发的关注和思考。我也对内容和体例有一点建议，都被郭海平保存在现在出版的这本书里，这对我来说是仅有的安慰。
除了自信，伤感和困惑也在每一次的谈话中不断涌现。谈到精神病人的死亡，就太让人伤感。精神病人并非死于精神病，人得了精神病不会死，但精神病人死亡率很高，因为精神病院只负责治疗精神病，其他的疾病如果超出伤风感冒这一范围就不管了。管也管不了，医院属于民政部门，没有钱。或者说民政部门和医院没有能力从卖土地卖资源征税收款从而收入丰厚、大楼擎天的地方政府要到钱。而谈到具体的个人命运，更是让人无语。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但那些精神病人除了少部分的先天遗传，更多的来自社会底层，是因为被侮辱被损害被欺凌被排斥而患病。事情似乎转向另外一极：“……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剩余价值论》）。这里也无关什么种族利益，仅仅是少数“不败金身”的人的利益。
拿到这本书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这本书应该拿国家图书奖（这个奖现在已经被“中国出版政府奖”覆盖）。作为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图书奖，只会颁给《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中国印刷史》《现代汉语词典》《故训汇纂》等安全图书，以此成就很多人妄自尊大的事业与安全的人生，以此委婉地告诉公众我国不存在什么不好的事情，火车没有相撞阜阳没有疾病东莞没有童工，不要胡思乱想或没事找事，一切非常之和谐。而传统博大精深，为了明天，有待挖掘……
我理解这些，对图书奖的选取也没有多大抵触，但图书奖遗漏的书让人耿耿于怀，它们的标准显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放弃现实干预，不仅放弃对当下现实及真实社会心理的干预，连过去的也一并放弃了，似乎这些只是媒体的事情，甚至只是境外“不良”媒体的事，出版仅仅是“文化传承”。《中国农民调查》《定西孤儿院纪事》《唐山大地震》等图书不仅与获奖无缘，还要准备随时被禁。
我一方面觉得《癫狂的艺术》应该拿国家级图书奖，一方面觉得它可能会被查禁。承受如此巨大的心理跨度，感到撕裂或失重，这大概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事。郭海平的这个项目和这本书的出版，以及我对此些许参与和诸多反应，前前后后加起来，构成了一件完整的当代艺术作品：没有暴力和耸人听闻，贯穿在日常生活里，不会被忘记。
作为让书稿从手边划过的“首位责任编辑”，我惟一能用来自我安慰的理由是，如果这本书在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会遇到严格审查，会要求删改，会一拖再拖，简单的说就是花了时间但出不来。在湖南出版事实证明比较顺利，看来梁启超说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有道理的。
作者画这幅画时，“脑子里只能想到一个人的一半，另外一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很苦恼……”
以上三幅为同一作者，作画时用直尺等工具，极其认真。郭海平从中发现作者有一种强烈的“对农业机械力量的崇拜”。同时这三幅画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精神病人作画是站在高处俯视的，最后一幅的大大小小的圆圈，作者说，是老家一带的山，旁边一条公路。
《癫狂之后怎么办》
李黎
从1986年开始，郭海平对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持久和深入的观察，1989年他开设了全国第一家心理诊所。那个时候，郭海平存在很多可能性，比如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介入精神病人的世界，像著名的福柯；或者用摄影等纪实的方式呈现精神病人的一切，像摄影家吕楠。最终他选择进驻精神病院，与病人交往，指导精神病人作画，从他们的画作中探究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这个被世俗所否定、抛弃和摧毁的世界的来龙去脉。这是因为郭海平在今天的身份是职业艺术家、画家，当然首选自己擅长的方式。
选择以艺术创作为突破口进入精神病人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是一个绝好的“借口”，那就是回避精神病这一讳莫如深的社会议题和意识形态，以艺术活动的名义完成这一项目。艺术在今天往往被认为是和资本相关的，很中产或很小资的，可以批量生产的。这些都和郭海平无缘，他不是此类艺术明星，可这个项目的推进和传播又恰恰利用了这种认识。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一项目在艺术探究方面其实是被刻意回避了，艺术界对郭海平的此次“行为”基本采取回避态度，尤其是画家（比较起来批评家很活跃）。郭海平本人和很多朋友在看了精神病人的画作之后禁不住高呼：大师都在精神病院里，外面那些都是混子。这一定让正在膨胀中的艺术家们很难堪。而郭海平对几百幅精神病人的画作进行观察和闻讯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精神病人往往采取俯视的视角来画人间万物，似乎他们站在天堂；而长久以来绘画对天堂只有想象和描绘，最新的图像是方立均的近作，把人物挪移到云端。而精神病人一步到位，直接以画家的身份站在云端，然后画脚下的山丘、公路、汽车等鸡零狗碎。不容置疑的真相被视为侮辱了很多人的想象力，艺术家们首选沉默，过分的人会指责那些画作的幼稚（如儿童画），这就比较无趣了，技术当然差，你作为一个画家疯了被关起来然后作画技术会很好。
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在媒体的作用下不断放大。其实，它需要十倍一百倍的放大。《都市快报》2005年10月11日的一则报道比较有代表性：“……目前相关部门所掌握的全国有1600万精神病人，不过是1993年进行全国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字，用一位卫生部门官员的话，这个数字已经“活过一轮”了！作为国家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关卫生部，都不知道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的最新确切数字，情况若明若暗，说不清道不明，这恐怕才是最令人害怕的事情。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政府还没有把精神病这个害人身心的疾病，列入值得重视的“主流疾病”之中，国人的精神病防治工作还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的视野。精神乃人生支柱，面对发病率如此之高的社会人群，怎能说不可怕呢？”郭海平的这一项目，犹如撕开一个裂口，让阳光照进精神疾病这一灰色地带——但反过来说，“正常人”有没有胸怀承认这个项目其实是让精神病人的精神（拯救）阳光照进了我们所处的灰色地带呢？由于这个项目和《癫狂的艺术》这本书，至少在局部地区和一个阶段，人们会对精神病人群体投入关注，并思考精神病是否成立，或思考精神病因何如此笃定地成立着。但指望一个艺术家和一个艺术活动能对一个由来已久的超大型社会问题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对政府机构和官僚体系的侮辱。而根据目前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波澜壮阔”的负面新闻及其传播和效应，郭海平这一项目要担心的反而是另一件事：被消费。
总之，在艺术界，郭海平的这一项目遭到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刻意回避；而在社会层面，它无论多么轰动都有违艺术家的初衷，何况它一定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被弃置到“新闻超市”的货架一角蒙灰。
所以，事情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艺术家本人身上。郭海平对精神病人的关注持续了近20年，最后采取直接的深入精神病院的方式来探究精神世界的奥秘，采用对“正常人”眼里的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深入探究的方式，展开考查一切人类精神状态的实验。这种执着和非功利告诉公众，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叫嚣“我的画卖了多少钱”“我的作品卖给了×××”。而比这个社会效应更让人深思的，是艺术家个体——郭海平本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承受的远胜于正常人生的精神磨难，他如何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郭海平如何在事情阶段性结束之后，继续他的精神拯救的探索？在这一项目明显从艺术——精神探究，倾向于向社会现实讨论并基本无疾而终之际，郭海平如何选择自己今后的方向和方式？
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孩，先天性精神疾病，画画极度有耐心，会把画纸画满。
以上两幅出自一个作者之手，很明显有种“探究自我”的味道。
《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封面